摘要：朱子对易经的意见更要大胆，大胆到在过去七百年里，没有人敢接受，没有人能继续推求。 ...
其次可能出现机会较多的是四三二一。
《礼论》篇也说：人生而有欲。比如白杨树，首先，作为生物的一种，它具有生物的一般属性，这是它最基本的本质。
这种质和具，很值得我们注意。那末恶性是怎样产生的呢？关键在于‘顺是，‘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即顺着自然本性发展下去，放纵情欲而不知道节制，于是，人就从无所谓善恶的自然本性转化为恶的社会属性。君子安雅是道德的象征，荀子认为知能材性中没有这种东西，它产生于后天的注错习俗。这里的性，是后天人为的起点，是一种自然的材质。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
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一般地说，本质中最基本的层次是其它层次的基础，而特殊层次则是基本层次与其它特殊条件相结合的产物。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两级跳，表明个人的道德修行，一旦受到外部政治迫害的时候，就只能独善其身。
当然，秦的危害当然也必须正视。这是有古代经学家直接指向政治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的。当代儒教宣传者千万不能对当权者对儒家发出的几句好言好语，就乐不可支，当代儒家应当有一种依托于现代信念的政治定力。其中自然少不了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同时，整全的经学，必须分解为政治与学术的不同结构，在足以应对社会政治秩序现代建构的需要。其实，对蒋庆来说，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知识上的自洽。
相对于古典儒家的道德信念，这种宗教信仰，第一是强度有别，第二是社会公众的组织化程度不同。为什么牟宗三先生要把儒家学术传统拿来跟德国哲学比较，那是因为，牟宗三先生有敏锐的感觉，在古代历史上，儒学对接道学和佛学之后，其对世界的把握能力在世界上高居一流。但外王学不是一个书斋事业，它的证成，需要在中国的国家转型中，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建国过程中实现。西方要么将经译成Classics，要么用汉语拼音的Jing，严格来说，儒家的经在英语中是不可译的。
身承天这一高级法的董仲舒还是个人，这个人一死，天意就没有世间载体了。今天中国倡导读经，不可能从中读出政治权威，读出政治臣服，读出晋身资本。在现代情况下，经学失去了政治匡正效能，于是变成了经学史。在他们看来，从国民党革命开始，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既牺牲了社会的心灵秩序，同时又牺牲了社会政治秩序。
坚守政治的德性立场，实际上是经的问题。今天新经学建立经学的国家论述时，千万不要忘记经学这种内部张力。
儒者，既是永远的重建者，也是永远的建构者，这两重身份不能分裂，才能彰显真儒的风采。史学，其实是经学内蕴的学术形式。
因为佛教无法同时收拾人心和社会秩序。为什么呢？先立其大者引导人们拒斥皓首穷经的工夫，让人们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在这样的局面中，诸家相与论说争辩，学在王官演变为学在民间。经文经学、古文经学，构成了具有张力的经学学统，汉代所置的五经博士，开启了经学与政治合一的惯例。子见南子不过是方便规训她，并借助这样的规训实现对王权的规训。儒家的经不在历史哲学的定位中得到规定，同样，在宗教范围内能够理解《圣经》的权威性，也不能理解儒家的经。
在现代新儒家那里，牟宗三把心性儒学重建这条路走到头了，徐复观先生则把心性儒学取向的外王之学走到头了，当下儒家，似乎都无路可走了。就此埋藏了两个重大的、自我瓦解的伏笔：第一，古文经的发现，使得今文经的权威性受到挑战。
在理论的内在结构上，性论谈得多，量论谈得少，这是佛学的内在结构。儒家中如崇奉的康有为，其实是一个失败者。
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权谋私，腐败横行，人们痛心疾首，既要寻求个人的心灵安顿，又要力求重建社会秩序。就此而言，古代时段整全的经学，必须裂变为现代的政治学、哲学和史学，才能在知识上应对西学的挑战。
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便就只是一种历史态度。很多人说儒家是儒教，这是一种对儒家经学的善意修正。汉代官方不得不召集会议，出版《白虎通》，试图整合两家经义，为权力服务。从经学史来看，在汉宋之分上，经学可以被视为汉学。
在孔子后的先秦其他儒家大师，均未能成功继承孔子的衣钵。可惜的是，在儒家的后世绵延中，人法和神法的区别不再被重要思想家所重视。
今天自承延续经学事业的人士，对周秦之变实属历史大悲剧的判断，就可以让人们知晓周秦之变对周代文明进行的毁灭性打击。如果将其视为唯一传统，就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更不足以维护当代中国的国家领土完整了。
这就忽视了经学自身的哲学和史学取向，与经的经学传统相形而在的思想史事实。从追根溯源的角度讲，经学、儒家的复兴，是一个先秦问题，而不是一个现代问题。
本来，政治与道德的紧张，是人类处境注定的事情。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家在道德信念上相互鼓荡，以道德信念替代逻辑的严谨论证和知识的严格检验。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和我们自己都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翻译为Five Classics，其实这是译者不理解儒家经的含义的结果。
儒家的顺接结构，在古代社会能够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很好的控制人心秩序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否则，儒学、经学的复兴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二是中国内部诸家诸派的检验，新法家、新墨家、新道家与新儒家诸家的对话，关乎从古典时代到当下中国人绵长的历史体验与现实感受的资源整合问题，那种由儒家独领风骚的一元主义立场，可以休也。在道德一端，不借助宗教的方式，而借助教化的方式，实现政治秩序与德性（心灵）秩序的坐实。
儒家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还以为自己坚强的信念，就可以替代一切。因此，一谈到儒家的复兴，就总是将儒家摆到与基督教对立的位置上，由此生发一套儒家与基督教此消彼长的未来设想。
